在上个世纪，人类进行太空探测的主力军，可以说“风光”几乎全部被美国和前苏联所占据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，虽然俄罗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“继承”了前苏联的“衣钵”，但在太空探测领域的进展，对美国的压力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  不过，在进入新世纪以后，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压制下，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独立自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，特别是嫦娥探月工程、火星天问一号探测工程、天宫空间站建造工程等，这些成就随便拿出一个，都能让世界刮目相看，而随着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崛起，美国在太空探测领域的“霸主”地位，已然浮现了动摇。

  近日，火星的天问一号火星轨道器和火星车任务的总设计师孙泽洲，在出席南京大学的相关研讨会时，提出了我国下一步深入开展火星探测的计划，即中国的目标，是在 2028 年底前再执行两次发射任务，并在 2031 年 7 月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。

  孙泽洲的这次报告，对于国人来说，或许感觉不是很特别，因为我国年年都会发布航天白皮书，公布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航天任务，而且我们也都严格按照这些计划来执行，相当于我们对这种的成绩和对未来的谋划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但是，对于美国NASA和欧洲航天局来说，孙泽洲的这个报告，无疑极大触动了他们的神经，为何会这样呢？

  熟悉美国火星探测计划的朋友，应该会比较在意他们准备从火星取土返回的时间。从目前情况看，这个返回的时间，已经比他们原来计划的时间——2031年7月，又推迟了两年。原本NASA和我国从火星取土返回时间几乎一致，可能就只有几天的时间差，火星距离地球那么远，单程就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差个几天应该没什么人会在意，也不会刻意去评判谁的技术先进。

  但是，NASA现在面临的是到2033年才从火星上取土返回，两年的时间可就差太多了，这就等于未来一段时期，火星探测的“至高点”以入“国际话语权”，可能拱手让给了中国，这无疑是NASA所不愿意看到的。但是，即使预料到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他们也没什么办法，因为这几乎慢慢的变成了了事实。

  之所以美国NASA从火星取土返回要推迟两年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目前所执行的方案，受到安全和技术方面的限制，硬生生地被拆分成了两部分来执行，第一部分就是目前毅力号，即实施火星表面采样的火星车，现在毅力号已经采集了诸多火星表面的岩石、大气和气溶胶样本，但是采集的这些样本，并没有储存在火星车的内部，而是采集完之后在沿途“丢弃”了，毅力号要做的就是标记和发射回这些点位的坐标，等待火星探测第二阶段的到来。

  NASA从火星取土返回的第二阶段，就是向火星再发射一个漫游车和上升飞行器，通过漫游车将之前毅力号采集的样本找回，并带到火星上升飞行器中，最终才能实现将样本返回的全程任务。

  在执行上述任务时，NASA将与欧航局联合实施，具体来说就是采用欧洲制造的工具来抓取样品，并将它们放在美国制造的火星上升飞行器上，待上升飞行器将样本容器发射到火星轨道上后，再与欧洲制造的地球返回轨道器对接，这样才可以实现带回地球的目标。出于质量方面的考虑，NASA围绕联合样本返回计划征求了公众意见，结果最终的时间就从2031年推迟到了2033年。

  当然，NASA-ESA 联合计划的时间推迟，也只是非常理想的情况，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太过复杂，程序太过繁琐，一旦哪个环节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，返回时间势必还得推迟。另一方面，ESA一直以来在执行太空探测上显得也不怎么“靠谱”，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自身的火星探测器ExoMars，已经从原来的2009年发射推迟到2022年，中间能够说是一推再推，即使到现在，发射时间也没有确定下来。所以，NASA和ESA的这个合作计划，能不能顺利按计划实施，都还是未知数。

  我国的火星取土返回计划，相较于NASA-ESA的联合计划来说，显得更为简洁和高效。一方面，我国在执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计划时，就已经在火星轨道上部署了轨道器，预计在2028年就会执行“气动辅助变轨”操作，届时将降低运行轨道高度，为迎接上升器对接做好准备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我国未来将再次向火星发射一个专门采样的“机器人”，实施地表采样、钻孔和移动智能化操作，可以在一个小区域内高效地收集火星泥土和岩石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我国还拥有嫦娥探测器登月的成功经验，这是50多年来世界上再次从月球取土返回的壮举。怪不得近日美国宇航局在公开场合宣称，中国的探索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。

  当然，这是站在他们的利益方面出发的，并没有从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去考虑。火星探测只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，也是咱们进行深空探测的一个新起点，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，去开创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太空事业新蓝图！